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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来说，最重要的是《礼》和《春秋》这两部经典，前者是理论，后者是实践。
汉帝国的统治者们需要的是一套统御四极的“天子礼”，而今文经学理论中的“礼”实际上是士人的礼，他们按照这套理论所能做到的，是【推士礼而至于天子】。
这也就意味着，在今文经学的礼学理论中，天子和士之间没有本质区别，天子能享用的，士也能享用，双方的区别在于数量多少，而不在于有没有，能不能。
更别说在武帝时期一度兴盛的公羊春秋学派，这个学派更加直接，说什么【天子僭天，诸侯僭于天子，大夫僭于诸侯】，一切问题的缘由都是天子做的不对才导致下面人做的不对，所以天子必须要以身作则。
核心思想就是天子如果犯了错，那么就没有资格责怪下面人对他犯错。
这套思想要是稍微延伸一下，那可就是天囚理论了……嘶，不敢想不敢想。
这能满足汉帝国统治者们的需求吗？
秦已经变天子为皇帝，皇帝在地位上已经和周天子全然不同了。
大人，时代变了。
统治者对今文经学和今文学派的不满源于此。
而古文经学和古文学派就在这样的背景下“横空出世”了。
比起今文学派和今文经，古文学派和古文经更倾向于配合统治者，主动顺应统治者的需求从而创造出符合统治者需求的理论。
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指导方法，以《周官礼》对抗今文学派的《仪礼》，宣称《周官礼》是周公所作。
在实践方面，他们使用《左氏春秋》来对抗今文学派推崇的《公羊春秋》，并且也宣称《左传》当中所记载凡例的也都是周公所作。
反正就是抬出周公的尊号压制孔子，试图以此获得今古文之争的胜利。
当然，他们没有成功，因为今文经学发展更早，底蕴更加深厚，纯粹的是硬实力拼不过。
硬实力拼不过，古文学派又试图另辟蹊径，顺应西汉末年今文学派自己搞出来的传国易姓思潮，扶持王莽搞复古，一度使得古文学派大为兴盛。
结果王莽玩复古玩脱了。
古文学派也因此失败。
所以在政治上，今文学派始终占据优势，朝廷所立的学官——博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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